为何在伐吴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呢

 著名人物     |      2020-02-16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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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亚游国际,刘备,即蜀汉昭烈帝,字玄德,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三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但是他父亲早死,家境贫寒,与母亲赖贩草鞋、织草席度日。但他志存高远、以卓越的品质、谦逊的作风招揽了一大批至死不渝的忠志之士,虽然他一生遭遇多次挫折,最后却坚韧不拔的毅力,终成大事,建立蜀汉,从一个卖草鞋的变成昭烈皇帝,其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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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络豪杰,深得人心 刘备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能谦恭待人,城府极深。刘备年轻时师从东汉大儒卢植不爱读书,喜欢弄狗骑马,喜欢结交豪爽之士。因此,青年时代就有不少年轻人争相依附他,这是他性格的优点。 刘备宽仁、忠厚、慈善、好施、善于收买、笼络人心,这是他性格中远远胜于曹操的地方。曹氏父子占据北方大部,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曹操行事残暴,时常就屠城,刘备行事多与曹操相反:曹操急暴,刘备宽仁;曹操狡诈,刘备忠厚;曹操篡汉,刘备扶汉,因此,刘备深得人心。刘备入蜀后,实行拉拢当地豪门士族的政策,发还他们的田地和房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因而深得民心。 识人善用,君臣融洽 刘备礼贤下士,慧眼识才。在爱才、用才上,尽管刘备、曹操、孙权三人有共同的特点,但刘备比他们两人更胜一筹,在用人方面,毛主席曾对人评价:“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陈寿也评价刘备

为:“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刘备创业之初,势单力薄,颠沛流离。虽然两次占据徐州,但都最终失败,但是他注意收买人心,不论什么情况,他都以民为先。后来,三顾茅庐得诸葛亮,即使没有多大的本事,就凭这种礼贤下士,尊重人才的品格,就值得尊重。孔明出山之后,刘备与这位二十几岁的年青人相敬如宾,入则促膝而谈,出则并马而行,火烧博望坡时,甚至还听从诸葛亮的将令。那时候,他从来就没有拿大,摆出“主公”的架子。难怪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说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蜀汉能打开当时那样的局面,固然离不开诸葛亮运筹帷幄,但也不能小看刘备的容人之量所起的作用。

兴兵伐吴时的刘备,却几乎是变了一个人。赵云等人谏阻,他就一概不听;秦宓谏阻,又将他打入牢狱,这且不说,连诸葛亮上表陈述利害,劝其“别图良策”时,他也竟然掷表于地,说“朕意已决,不得再谏”。连营结寨之时,曾有马良提醒:是否画下布阵之图送诸葛亮过目,此时的刘备又十分自负:“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其先前之风范已全然不见踪影。

刘备兴兵伐吴,败得很惨。李国文将这一切归结为“感情失控”,“意气用事”。这自然也有道理。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是很不够的。兴兵伐吴,是刘备当了皇帝以后的事,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一旦坐上了皇位,他与诸葛亮、赵子龙等人之间就划下了一条君君臣臣的界线。皇帝就是皇帝,臣子就是臣子,即使刘备“三顾茅庐”请来的诸葛亮,也不能和他再促膝而谈,并马而行了。例如,诸葛亮上表救秦宓,就先得下跪、瞌头,在这种氛围之中,坐上了皇位的刘备是很容易觉得自己突然高明起来了的,时时言听计从,他哪里还受得了?于是乎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纵观历史,由此而酿成的悲剧并不少见,会说“朕意已决,不得再谏”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刘备,在《三国演义》中就可找出相似的实例。李国文认为诸葛亮没有能劝阻刘备伐吴,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却是冤枉了诸葛亮的。如果诸葛亮有错,倒是错在他不该劝说刘备当皇帝。

地位变了,本事未必就会按比例增长,这一浅显的道理,旁观者清,当局者却往往弄不清楚。于是原先礼贤下士的,一爬上高位就会变得不可一世;原先虚怀若谷的,一爬上高位就会变得刚愎自用;原先清醒谨慎的,一爬上高位就变得忘其所以,此所谓一阔脸就变是也。高位使人获得权力,没有使人获得本事,倒是往往使人失去真心相助的朋友和能够助成大业的忠言。因而,也就往往成为一个人以及他所从事的事业走下坡路的开端。

刘备吃了大亏之后,做了一次自我批评:“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败!”比起袁绍、曹操怕被人耻笑而恼羞成怒,杀田丰、杀杨修,他的自责毕竟还是值得肯定的。这虽然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但要已经当了皇帝的刘备说出这种话,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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