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GodSpirit汉译问题的讨论

 中国历史     |      2020-01-30 18:03

近代以来,来华的外籍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比较注重文字方面的宣教工作,《圣经》的汉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认为,正确的知识是正确宗教的首要前提,《圣经》则是正确知识的源泉。要想让中国人理解和认识基督教教义,实现举国皈依,准确无误地翻译《圣经》至关重要。但是,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传教士内部却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引发了长期激烈的争论,术语问题(Term Question)是其中一个。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来华的外籍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比较注重文字方面的宣教工作,《圣经》的汉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认为,正确的知识是正确宗教的首要前提,《圣经》则是正确知识的源泉。要想让中国人理解和认识基督教教义,实现举国皈依,准确无误地翻译《圣经》至关重要。但是,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传教士内部却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引发了长期激烈的争论,术语问题(Term Question)是其中一个。

简而言之,所谓术语问题,就是指如何把《圣经》里面的God翻译成中文。God在《旧约》里面作Yehowah或Elohim,希腊文本译为Theos,拉丁文本译为Deus,英文译为God。因为新教不认可天主教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所以在讨论中基本不涉及Deus;因为Yehowah是比较固定的术语,绝大多数传教士主张音译,争论也较少。争论的焦点在于Elohim和Theos,同时兼及Spirit(ruach/pneuma)的译名。术语问题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断断续续地持续到20世纪初。较为集中的论战有两次,第一次从19世纪40年代中到50年代中,第二次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大致说来,60年代以前,传教士内部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把Elohim和Theos译为“神”,而将Spirit译为“灵”,一派主张分别译为“上帝”和“神”①。60年代以后,部分传教士提出用天主教的“天主”取代“神”和“上帝”,以期消除分歧,但并未成功。

西方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最早是教会内部人士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如卫三畏和李乐嘉(G.O.Lillegard)等。20世纪中期以来,相关的研究逐渐增多,有一些专论面世,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甚少,目前所见只有香港学者李家驹和黄文江所撰二种,大陆学界的专论尚付阙如②。

这些研究的成绩虽然不斐,但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多数研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只孤立地谈论术语问题,很少涉及到《圣经》的汉译,而实际上术语问题是《圣经》翻译中的一个问题,双方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能割裂开来。纵观术语问题的历史,每次大的争论都是与新版本汉译《圣经》的出现或筹备活动相辅相成的,参与论战的传教士也多以译者为主。其次,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场传教士内部的争论,是传教士或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问题,很少涉及甚至排除了中国基督徒的声音。黄文江先生的近作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明确指出了中国基督徒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他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基督徒开始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对传教士作出回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新术语到理解基督教教义的理论,中国基督徒的观点是有创新性的。”[1]

黄文江先生的研究纠正了西方学者的偏颇,开启了认识术语问题的新思路。它在提出中国基督徒的角色和地位的同时,还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化交流中的方式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以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等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不过,黄文江认为中国基督徒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参与讨论的,并认为这是对传教士的“回应”,似又有可商榷之处。中国学者是在何时介入术语问题的讨论的?其发展历程如何?都有哪些看法?其特点又如何?如果研究的视野不单纯放在术语问题上,而将它置于《圣经》汉译的大背景下,或者不把术语问题视为单纯的传教士内部的论战,而是视之为中国和西方共同的话题,不单纯考察中国基督徒,而同时把非基督徒纳入考察范围,以中国学者而非中国基督徒为整体考察的对象,不是简单地把它视为冲击和回应,而是从文化对话或互动的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这篇小文拟以散见于西方传教士著作中的相关信息和中国学者的论述为主,在参考现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上述诸问题作初步的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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